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手段。 图为2025年4月6日的杭州西湖景区。（视觉中国|供图）
消费是生产的目的，是社会再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。经过连续二十多年的高投资，我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投资品和消费品供给能力。在国内消费发展滞后的情况下，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缓解供给过剩的压力。面对当前形势，自觉地、主动地调整国内消费与投资的比例，适度降低投资率、提高消费率，既是适应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应对贸易战的对策。
当前出现需求不足问题，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。一是多年来的高投资率、低消费率导致最终需求不足；二是近十年来M2增长速度明显下降，货币供应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。因此，实施提振消费的政策，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，而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。
从1981年至2000年的前20年，我国最终消费率年均为 62.7%，投资率年均为36.4%，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大体上是合理的。从2001年至2023年的后23年，投资率年均高达 42.7%，比前 20年高6.3个百分点，最终消费率降为年均54.0%，比前20年低8.7个百分点。其中，2010年、2011年连续两年出现投资率高达47%的历史峰值。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，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注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。
但从总体上看，投资率偏高、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。由于投资是间接需求，从长期来看，增加的是供给，因此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，必然导致供给过剩、消费不足。解决当前存在的总需求不足问题，应当从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入手，适当降低投资率，提高最终消费率，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为主向消费驱动为主转变。
货币发行是需求的总闸门。从1995-2015年的20年间，我国M2年均增长速度为17.0%，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.4%，CPI年均为2.2%，M2增长速度为经济增长速度的1.8倍，货币、物价、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大体是互相适应的。从2015-2023年的8年间，M2的年均增长速度降为9.7%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降为5.7%，CPI年均为1.7%，PPI降为年均1.4%，其中有4年为负。显然，M2增长速度不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，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。
2022年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，需求收缩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。2024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以进促稳，实施提振消费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抓住了问题的关键。
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人均消费水平仍然较低，有很大提升空间。从需求和可能出发，当前提振消费应抓住以下几点：
一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。2023年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为44.2%，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比，都明显偏低。应采取有效措施，较大幅度调整国民总收入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，使居民收入有一个较快增长。要运用税收等调节杠杆，在初次分配中扩大劳动所得比重，在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分配结构中扩大居民所得的比例。要通过对小企业、个体劳动者和新办企业减免税，让利于民，扩大就业，努力增加低收入者收入。要鼓励城乡居民从技术、管理、土地、资本、数据等要素中增加收入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，逐步形成中间大、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。
二、提高户籍城镇化率和扩大城市更新规模。工业化创造供给，城市化创造需求。2024年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%。2023年末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8.3%。两者相差18.7个百分点，城镇常住人口达 2.6亿多人。如能采取鼓励政策，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步伐，将释放出城镇建设和消费的巨大需求。城市老旧社区改造，基础设施如地下管廊、海绵城市、信息网络、燃气电力等建设任务艰巨，有计划地启动这些工程，将带动巨大消费投资需求。
三、扩大城乡公共服务供给。公共服务是一个突出的短板。当前应抓紧做好以下三件事：首先是适度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。目前全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亿人，其中农民一亿人。城镇离退休人员平均每月养老金三千多元，农村老人只有两百多元，城乡老人养老金水平相差13倍。如果能将农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元，可以使这部分逐步减少的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。建议每年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一万亿元，用于农村养老金补贴。其次是尽快把长护险推广到全国城乡。目前已有49个城市推行长护险试点，共新增就业岗位50万人。全国有失能半失能老人5000万人，如能在全国推广长护险，将能创造2500万个就业岗位，并解除了老人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后顾之忧。最后是加大医疗健康事业投入。2024年，美国医疗卫生消费占GDP的18%，发达国家平均占11%，我国仅占7%。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中要特别重视发展主动健康事业。要通过宣传教育，使全国人民确立主动健康理念，通过体育锻炼、改善生活方式、定期体检、体重管理、精神调理，把预防医学、再生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起来，把中西医结合起来，落实预防为主、治疗为辅的方针，提高人均预期寿命。
郑新立，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。（视觉中国供图）
四、挖掘住、行消费潜力。房地产业是持久不衰的支柱产业。2024年，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41.8平方米，基本满足了需要。今后将逐步转变为改善性需求，房地产业发展要适应住房需求的变化，寻找新的发展空间。特别是把进城落户和常住的农民工纳入保障房覆盖范围，将形成新的住房需求。要取消住房限购政策，继续发挥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。我国正处于汽车普及时代。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、出口量均居全球首位，但人均汽车保有量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、日本的四分之一。要把汽车的购买管理政策转变为使用管理政策，取消对汽车的限购规定，扩大道路、停车场建设，改善汽车的使用环境，从而为汽车的普及创造条件。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中，住行消费占50%左右，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。
五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。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，教育、医疗、文艺、体育、康养、美容、信息、咨询、旅游、法律、会计、审计、游艇、园艺、低空经济、网络零售、直播带货、远程服务、家政服务、智能服务、网络培训等商业新模式、新业态将不断出现，要适应消费升级的要求，加强鼓励和引导，培育新的消费热点。
六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增长。民间投资增长速度是经济活力的标志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民间投资从零起步，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，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一度上升到60%以上，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近些年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民间投资增长趋缓，至今仍处于负增长状态，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下降到50%以下。民间投资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带动作用大，可以说，没有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，就不可能有消费的快速增长。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政策，鼓励并恢复民间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。
（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原常务副理事长）
郑新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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